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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闻丨爱因斯坦的敌人:民科倾家荡产反对相对论 “为了变得伟大”

狐狸罐头2021-01-09 09:30:23

特约撰稿:卫潇雨 李立晨

编辑:王晓

十多平米的如家大床房里,挤进了9位民科界“有头有脸”、“大名鼎鼎”的人物。福建的、河北的、北京的、天津的,都专程赶来参加1月25日的庭审。

诉讼能追溯到半年多以前,一位民间科学家凡伟声称自己发现电荷不存在,去年5月8日,果壳网发布文章,《我们和那位诺奖得主、8位物理学家聊了聊凡伟……这种水准的民科很常见,但骗术这么高明的不常见》。

文中采访了多名专家教授,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分院副研究员张文卓称,“宁可跟流氓吵架,也别跟民科说话。网上有个段子,说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会再去劝妓女从良。这个也可以用在民科身上,即一个物理学者成熟标志就是不会再去劝民科从良。”

末尾附录则写出了52位民科的名字,包括了李子丰、黄新卫,事后加入的梅晓春则是“为民科的名誉而战”。

7月,李子丰、黄新卫、梅晓春三个人,将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和张文卓告上法庭。他们觉得,果壳网及张文卓“侮辱民科、名誉侵权”,提出对方删除相关言论、公开道歉,并共同赔偿精神抚慰金50万元的要求。

黄新卫还想再加点,律师说不行,已经到顶了。

法庭门外的合影。图片来源:卫潇雨 摄

“民科诉讼第一案”

庭审即将在下午1点50分开始。

此前,黄新卫在贴吧里斥责“本吧有很多民科,只有少数值得尊敬,很多只是垃圾”,并且“我们起诉果壳网不是代表你们,懂吗?”

到了庭审当天,黄新卫因为工作原因没能来到北京,他仍相当激动地在贴吧与人论战,吧里的人猜测,是梅晓春和李子丰不让他来,怕他把事情搞砸。

黄新卫交给了梅晓春一封自述信,695个字有14个问号,要求梅晓春在庭审中宣读。他把自述信贴在贴吧里,却被人问“你是果壳派来民科的卧底吧?”

梅晓春、李子丰和律师提前一天抵达北京,住在距离法庭一公里内的如家酒店里。

此前,他们在博客、贴吧、微信公众号和群聊里多次发布消息,邀请民科们到庭审现场支持,见证“民科诉讼第一案”。

这天上午,梅晓春邀请了几位“在主流科学界和民科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”来到酒店房间共同商议庭审策略。此前,他们大多没碰过面,只是在网上互发邮件“讨论学术”,对彼此最熟悉的身份包括莫斯科大学的博士、中科院的研究员和燕山大学的教授,都是力证其学术权威的标签。

开庭前四个小时,8个人陆续到齐,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。最后到的陈世清比其他人都高出半个脑袋,他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裤、拎着皮质公文包、手臂里还夹了个手提包,是房间里唯一一个皮鞋擦得透亮的人。刚一进门,陈世清丢下东西,挨个和大家握手、递名片,像领导下基层视察。

此后,他相当自然地走到了房间中心,把两只包放在床上后便开始介绍自己反对相对论的原因:

“哥哥到天上转一圈回来比弟弟还年轻,这个是相对论的悖论,说明爱因斯坦没有处理好运动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,在天上转一圈要不要时间?怎么回到地球上会比弟弟更年轻呢?”

如果不是内容太过反常,很容易被他的情绪感染,他像是站在舞台中心,挥舞手臂、时不时和围在四周的观众们互动,在这持续了8分17秒的演讲里,年纪最大的老爷子6次试图打断他都失败了。

毕竟,今天这场“如家会议”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庭审,而此刻距离庭审不足4小时。

这场诉讼的原告之一李子丰,他反复强调了自己是国家二级教授、差一点就成了院士候选人,1979年参加高考,李子丰考了328分,超过了重点线28分,已经是能挑学校、选专业的好成绩,那个时代里他什么都不懂,只知道大庆油田,于是“学铁人去了”,从此便和石油钻井打上了交道。

现在,李子丰是燕山大学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专业是石油工程。学相对论的时候,他发现这个东西错得离谱,从此人生轨道偏移,成为了反对相对论的“斗士”。

民科们热衷于去大学里讲课,至今,一位民科董树功最为津津乐道的事就是,他去北京大学的物理学课堂上发言,上课的老师合起书走了,接下来二十分钟里,他为这群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们讲了二十分钟的物理。

比起他们,李子丰显得更有优势:他用课堂的间隙给学生讲物理。讲了几年,直到果壳网的文章发布后,有学生看到了他的名字,发现李老师是在给他们讲错误理论,举报到了学校。最终,学校认为他私自修改教学大纲,下达了处罚结果:不再代课,扣除30%的津贴。

后来,他形容果壳网的文章是“天上砸下来一块大平板,损害最严重的是最高的大山”、“我是这些被点名骂的人中,唯一一个在岗的二级教授”。

他觉得自己是正在被迫害的布鲁诺。

梅晓春。图片来源:卫潇雨 摄

庭审

关于庭审,李子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,包括民科受到官科持续的打压、相对论是错误的、官科们浪费了国家的资源、“我们维护着国家的宪法,你代表的是反动势力”。

律师在一边提醒他其中一些观点与审判关系不大,李子丰决定“我可以说,法官支持不支持是他的事”。

在之后的庭审上,这样的气氛延续了下去,果壳网的律师就庭审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,却发现对面的两位原告——李子丰和梅晓春——根本没在核心的争议点上展开辩论。

李子丰的神情透着股执拗,他把张文卓的话抄了一遍,156个字,写了半页A4纸。庭审当天,他把那段话一字不落地至少念了三次,每念一次,因为紧张或者是愤怒,右手明显地颤动。

坐在旁边的梅晓春声嘶力竭,两次走到法官面前,掏出手机展示“你看这个张文卓到处骂人”、“知乎上这些人对我做出这种评价”,法官对此回应:“这也不是被告说的啊”、“说和本案有关的事情”。

后来,在百度“民科”吧里,民科们群情激昂,认为这是法官偏袒对方的体现。

这已经是民科们第三次质疑法庭公正性,第一次是打电话给法院被告知“张文卓没有收到传票,可能不能如期开庭”,他们认为这是暗箱操作,第二次则是发现自己仅仅被安排了十多平米的小法庭,陈世清指出“影响力这么大的官司怎么一开始不能搞个大法庭?是不是有预设前提?”

40分钟后,庭审似乎进入了一种相当轻松的氛围:被告律师在悠闲地转笔,法官接了两个电话、靠在凳子上玩了会儿手机,中途还有人敲门进来问“我那个案子能不能重新立案啊?”

庭审持续了2小时15分钟,结束后,李子丰特地送了本自己写的书给法官,让她“学习学习”,8个民科挤到10多平米的法庭里围着法官,重复着庭审里提过多次的说法:民科被打压,我们希望法庭主持公道。

想象一下在麻将桌上几个人同时说话,力争自己能压过其他人的声音、同时压过麻将的声音,当天的法庭便是如此。8个人围着法官讲了25分钟,最终法官给出的结论是:年前没有什么开庭的时间了,先都回去过年吧!

庭审后的庆功宴上,所有民科满面春风,一个年轻人说了几句可能赢不了的话,事后,李子丰专门打电话提醒我“那个男子来路不明”、“他在庭外说丧气话了”,要我保持警惕,梅晓春用“笑面虎”形容他。

至少现在,所有不支持能赢的人都被在心理上排除在外了,饭桌上的人们互相强化着自己能赢的判断,在落座的20分钟里四次举杯庆祝,一瓶750毫升的二锅头灌下去了半瓶。

当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

在地理空间上,爱因斯坦最接近中国的一次是1922年,他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,途经上海,停留了两三天时间。

而在心理层面,爱因斯坦和中国的渊源相当深厚,那次访华后的半个世纪,他和相对论成为了全民批判的核心,这场批判持续了整整十年。

1968年3月,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支持下,中科院成立了“‘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。由于相对论为其主要批判内容,又被称为“批判相对论学习班”,主张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,批判相对论,革相对论的命”。

在当时所发布的六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里,学员们从理论上批判,认为相对论中“同时的相对性”意味着,在不久前发生的中苏冲突中不可能搞明白谁开了第一枪,从而是在袒护苏联。

批判甚至发展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人身攻击,“他一生三易国籍,四换主子,有奶便是娘,见钱就下跪。有一点却始终不渝,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‘科学喉舌’”。

在批判相对论运动的40年后,2008年,《经济观察报》发布的相关文章将之诠释为:当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。

最终,批判相对论运动无疾而终,不过,有些人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。

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(简称“北相”)会长吴水清,在退休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杂志《现代物理知识》的主编,那个年代里轰轰烈烈的反相对论运动,他是其中的参与者。

退休后,吴水清继续着自己的相对论研究,他就住在中科院边上,每天4点钟起床看书,他也名列果壳网那篇文章的名单之中。2002年,吴水清群发邮件,提出成立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畅想,第二天,36个中科院教授和研究员级别的老先生签字支持。

2月27日,这群相对论的研究者们在酒店摆了6桌子饭,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宣告成立。现今,这一协会吸纳了近1000名会员,其中40多位来自海外,几十位老牌会员超过一半有中科院的教育、工作背景,每次开会的常驻饭店,隔着一条马路就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。

庭审的主角梅晓春已经60多岁,说起相对论来能滔滔不绝四个小时。他曾经在夜里十点多打电话给我讲自己的研究成果,我把手机放在一边,梅晓春一个人自顾自说了12分钟都没发现。

梅晓春赶上动荡年代,读完初中一年级便上山下乡。劳动的6年时间里,工友们抽烟、打牌,他有时间就读书, 16岁的梅晓春一个人自学了高中物理,恢复高考后成功考入了福州大学物理系。

刚学相对论的时候,他觉得这个“太厉害了”,后来文革时期号召大家批判相对论,梅晓春才发现这一理论的漏洞。此后,又经历了几轮职业转换,终于在2007年前后,梅晓春决定将余生都投入反相对论的“伟大任务”里。

他解释自己执着反相对论的原因:“爱因斯坦现在是地位最高的,你要是反对相对论了,那你不就成爱因斯坦了?”

这些人大多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“学术造星运动”的影响,1977年高考恢复,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,“科学的春天”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,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。

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全天下”成为当时的流行语。在广大民科的眼里,搞科学研究等于做实验、写论文、发文章、与同行论战,然后便是拿奖、扬名立万、成为学术明星。

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。他们看到了学术明星的光环,却并没有意识到光环的背后,科学研究其实需要相当巨量的知识积淀。

庭审当天晚上,另一位民科凡伟在微信上告诉我,他刚刚发现了万有引力不存在。

“那牛顿的苹果是怎么掉下来的?”我问他。

“高空势能。”

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一次学术报告会会后合影。图片来源:李立晨 摄

北京相对论联谊会

北京相对论联谊会(简称“北相”)的学术报告会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展开,会议室能放PPT、挂横幅、还能坐下二十多号人,这里一天需要1000块钱租金。

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要缴纳至少300元费用,如果上台作报告、展示科研成果,这一数字要增加,若是某个人的“新书发布会”,需要承担当天所有人的饭钱。

学术报告会气氛相当热烈,从早上不到八点钟开始,一直持续到中午一点多,全体在饭店吃个饭回来接着做报告,到晚上六点钟才散场。报告内容不仅局限于相对论,还有讲物理的、讲数学的、讲气象学的、讲特异功能的……神奇的是,这些门类繁复的研究邻域,好像每个人都能插上几句点评一下,这是民科又一项重要的特征:他们什么都懂。

民科们的战斗力超乎想象,董树功曾经在开会前去马路对面的中科院打印论文,遇上了两个中科院化学系的学生,拉着他们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多小时化学,除此以外,像打印广告一样打印论文,跑到各个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四处散发、期待以此获得正统科学界的认可,是“民科”活动的经典方式之一,在清华大学附近一条马路上,经常能遇见拉横幅的民科,每个都声称即将改写中国物理。

北京大学物理学学院教授吴飚曾描述他自己对民科的态度:如果找到办公室,我立刻说,“你太高深,我不懂”。

“北相”高级职称申报书。图片来源:卫潇雨 摄

当然,事后,民科们会在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上激动地宣布,自己将某位教授驳斥地哑口无言。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么几段“战胜官科”的经历。

有人曾经把全部人关到了房间里,同意他观点的所有人签字后才能吃饭,不签字就不能出去。

梅晓春去参加种种会议,堵着主持人要求对方看自己的论文,一次,他遇见一个曾经邮件交流过的武汉大学的教授,对方一边说“对不起,我们不讨论,不讨论”,一边摆摆手,逃跑一样地离开了会场。

即便是在北京相对论联谊会内部,每个人反对相对论的理由也不一致,有人用实验反驳、有人用理论推导、有人反对相对论的前提。中科院的硕士生李义廉曾经提起这一问题,“你们都反对相对论,但是真理只有一个,你们之间也应该辩论一下啊!”

得到的答复是,“我们之间先不讨论这个问题,我们要先驳倒相对论。”

这些人彼此瞧不上对方的理论,曾经一次学术报告会中,董树功做完报告后,被所有人集体批判,认为他根本不懂物理,反对相对论是因为没学会相对论。

时隔两个月我再问起这件事,他言之凿凿的告诉我,“他们那是赞美我”。

董树功总觉得自己是难得的天才,所引述的论据包括不怎么学习就能考前三名(初中以前)、靠自学当上了厂里的机械负责人、一个人精通物理的方方面面。他相信自己这一辈子是要做大事的。

40岁以前,董树功是厂子里的机械工人,40岁以后,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:辞职、读书、卖房子、离婚。

董树功的儿子今年36岁,读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,董树功决定不让他继续读书了,理由是学校里学的东西都没用,不如跟着他学点真本事。家里的人都不同意,但是没人说得过他,董树功自认为“对社会看得很清楚”、“因为我经历过文革,那时候我已经初三了,正是建立世界观的年龄”。

现在,父子俩一起研究物理,两个人都没有经济来源,钱用完了就去打工,赚了钱就回家,继续物理研究。

以前,他在天津看书,把天津图书馆关于物理学的教材读完后,董树功卖了房子、带着儿子来了北京,爷俩儿租住在国家图书馆旁边,每天去国家图书馆看书。看完了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物理学的书,董树功写了几箱子笔记,摞起来能铺满一张双人床,至少40厘米高。

他说不上来自己常看论文网站的名字,他念得最好的英文字母是W,因为所有网站开头都是WWW。

这十多年的学习成果,董树功写成了一本书,他把《新概念物理》从头到尾批判了一遍,《新概念物理》是现在许多大学物理的教学用书。为了批判这本书,董树功买了全套的《新概念物理》,一共6册,32开的书,每本都有至少400页。

后来,在北京相对论联谊会的学术报告会上,他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,结果被大家认为是“根本不懂物理”。

“朱海军力”

这些民科在他们所知道的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着顽强的钻研和拼搏,耗费了大量油墨、纸张、键盘和网络空间。

凡伟只读到了高中,毕业后在社会上打拼没赚到什么钱,靠家里的资助生活。他曾经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举着“五万元整”奖金牌子的照片,说“能拿奖的事情,我们一般都不说话!”

事实上,他就是举着牌子拍个照,奖金一分钱都没有。

凡伟举着获得5万元奖金的牌子。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

90年代初期,一位著名的民科朱海军,曾经命名了“朱海军力”: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呢?是因为人类采取面对面的性交姿势,天长日久,男人就把女人“压直”了。那么,男人又是怎么“直”的呢?因为男人是女人所生。朱海军写了《人类体质进化新说》提出上述理论,并把这种“使人类站起来”的力量,命名为“朱海军力”。

民科研究专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曾在文章中曾写到:使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,是什么力量使朱海军能够对已有的生物学理论视而不见,顽固地坚持在今天已经毫无意义的独创呢?我倒是想要把这种力量命名为朱海军力。

2000年9月11日,朱海军一个人死在寓所。根据他的描述,他几乎整天挂在网上,享受着互联网给他的充分的快感,他说:“只有另一种高峰体验——性高潮可堪与此比拟。现在,能让我高高兴兴离开电脑、离开因特网三个小时以上的,只有做爱这一件事。”

另一位民科闫赤元,2006年加入了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,他形容,“每次走进‘北相’,我都是昂着头的。而走进家门,我却是低着头的。”

这也是绝大多数民科的生活图景:除了“学术界”的朋友们,梅晓春没有其它任何的朋友;董树功父子俩日常的活动仅限于去国家图书馆看书和去“北相”开会。

庭审前聚会的那个上午,在房间里吃外卖的时候,坐在桌子前、床上和窗子前的7个人忽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,直到董树功聊起了自己重新设计了原子结构,才开始了关于原子、化学键的一系列“学术讨论”。

在参与的民科聚会的几天里,这种短暂的沉默总是存在,可能是刚点完菜的瞬间、可能是鼓掌后的间隙、可能是一个人落座的空档,上一个“学术问题”结束直到开启下一个“学术问题”,这些人不知道聊什么。

在百度贴吧里,吴水清已经超过5年没有针对相对论表态,有很多人猜测这个80多岁的老爷子已经开始接受相对论了,但是作为北京相对论联谊会的会长,他不能说。

反相对论已经成为了现阶段生活的精神支柱,戳破了,一辈子倾注的心血也就都没了。

中科院的硕士生李义廉看过百度“民科吧”里70%的帖子,两年时间里,他是混迹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中最年轻的人。

他曾经提出“民科伦理学”,第一个问题是:应不应该反民科?

民科如果自娱自乐我们应不应该反他?这个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,用这套理论麻痹自己、娱乐自己,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支柱,我们应不应该反对他?

民科如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我们应不应该反他?

没有人回应他。

民科们几天的聚会里,哪怕是单独约见董树功父子的那天,他的儿子都极少开口,合照环节,他永远是站在最边上的角色。不像其它民科那样情绪激昂,他冷静得像个局外人。

庭审结束那天,李义廉送给了我一个印有中科院校徽的书签,董树功的儿子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兄弟,挺会撩妹的啊。”

那是几天时间里,我惟一一次看到他露出笑容。

文章来源:搜狐号鉴闻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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